《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摘录
设计道
作者: 杭间
出版社: 重庆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
出版年: 2009-1
页数: 348
定价: 49.00 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2446958
花了很长时间，终于大致看完了这本老师推荐的书，作者杭间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助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几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如艺术与设计的关系、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设计的产生等。摘录了一些我认为本书比较精华的陈述或者更观点。
一、设计&艺术
工程师所主持的设计和艺术家所主持的设计，在知识领域上有本质的不同。
工业产品的内核是数理的，但是，如果它们想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就还得罩上一层人性化的外衣。正是在这里，设计艺术与工程设计的分工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
对于工程师来说，他的翻译只需做到“信”、“达”，而对于艺术家来说，他还得翻译得“雅”。
寻求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便是现代意义上“设计”产生的契机。
我们没有办法区分所谓的大艺术［即纯艺术］和小艺术［指设计］，把艺术如此区分，小艺术就会显成是毫无价值的、机械的、没有理智的东西，推动对于流行风格的抵御能力，丧失了改革的力量；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失去了小艺术的支持，大艺术也就失去了为大众服务的价值，而成为毫无意义的附庸，成为有钱人的玩物。(威廉·莫里斯)
但是在纯艺术领域，现代主义是一种创作原则，主张向传统的理性观念和现实主义挑战，以宣扬和弘扬自我为己任，致力于个人的表达和对新的表达形式的探索，追求艺术创作上的个性；现代主义设计的目的，是把设计从以往只为少数权贵服务的方向改变为服务于广大人民，充满了社会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探索。它的目的不是创造个人表现，是努力去创造一种非个人的、能够工业化方式大批量生产的、普及的新设计。
二、功能&形式
无端地堆砌与使用功能无关的图案、纹样，这是矫饰主义。风格、图案和纹样，在传统社会中具有确定的含义，当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了断裂式的发展时，这些“有意味的形式”就变成了空洞的形式。现代人的生活是随遇而安的，飘泊无定的，功能主义的设计观无意中适应了这种无根的生存形式。
设计上的功能主义很像哲学中的笛卡儿主义，笛卡儿主义通过彻底的怀疑论清理出一张“干净”的工作台，并试图在这张工作台上重新设计整个世界。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设计遵循大众化的经济原则，力求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实用、优质、美观的设计。
因为我们一厢情愿地对“设计”的过度阐释，尤其是仅仅把它理解为只有现代大工业因素下才有的“设计”，已经给中国的设计带来两大后果： ① 割裂与“工艺美术”的联系，使设计界也割裂了与中国造物优秀“传统”的联系，这一点，对于中国最终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原创设计尤为不利； ② 真诚地将“设计”看成是一门专业，认为它是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从事的职业，而忽视了与广阔的当代生活的联系，使我们的“设计”孤立无援［伦理的无援、科技的无援和市场的无援］，永远跟在生活后面而不可能产生引领生活的设计。
设计师与使用者之间的隔阂，可以说是现代性症候群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人之间的交道，主要通过一系列抽象的制度来进行，如市场、法律、知识系统等等。
一件设计品的好坏，最终得由使用者说了算，尤其是由那些“苛刻”的使用者说了算。
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们，我们都必回到工艺！因为，这儿从未有过一种‘专门的艺术’。艺术家和手艺人之间在根本上绝无区别。艺术家只是一个得意洋洋的手艺人。当罕有的天堂灵光超越了庸人欲念，艺术之花便不自觉地通过劳动而于双手间怒放。是的，艰深的手艺是每一位艺术家的精粹，那儿蕴藏着原初的创造力。让我们在手艺人和艺术家们中创设一个新的、没有阶级歧视和傲慢壁垒的手工艺人行会！让我们一道希冀并努力创设一幢崭新而整一的未来大厦，它将包容着所有，建筑、雕塑以及绘画。这，恰似那将到来的精纯而新的信仰，有朝一日必经成千上万劳动者的双手耸入云霄。(包豪斯宣言)
让科学的真［低熵、合度、不为时好所迷］、艺术的美［爱人类、重创造、艺术性高、延缓代谢期］同归宿于哲学的善［人类理想社会的进步与长存］这一有限无垠的理想之境吧！(潘昌侯)
三、现代&后现代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 Memphis
现代社会有很多特征，例如，能源的巨大消耗，交通和通讯的四通八达，但就人们的生活状态来说，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结为一个词：“脱域”［ disembeding］。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1938— ］恰如其分地铸造了这个概念。 embed 的意思是嵌入，如，把柱子嵌在水泥中； disembed 的意思与之相反，也就是把嵌入的东西重新拔出来。现代性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把人们从传统的人伦关系中连根拔起，让他们生活在一种无根的、飘泊的、不确定的状态中。
当人们为现代化所取得的文明成果而欢呼雀跃时，同时发现自己也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铜板”。
后现代设计的实质是大众社会中的小众设计，它的受众主要是年轻人和“小资”，而不是一般的民众。这样一种小众化的市场定位，使得后现代设计更加强调创作者的个性，而不是公共性，更加强调产品的怪异，而不是通俗易懂、老少咸宜。
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的最终使命，是帮助离地而起的大众重新在这个日趋拥挤的星球上着陆和安家。
一般认为，后现代的转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生活必需品不再匮乏［丰裕社会］；（2）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晚期资本主义］；（3）生产力不再由工人代表，而是由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代表［后工业社会］；（4）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的增长点［信息时代，知识经济］；（5）智能技术和生态技术的兴起［后工业社会］；（6）从产品生产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后工业社会］；（7）从生产型文化转向消费型文化，从功能性消费转向符号性消费［消费社会］；（8）公共领域被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占领［晚期资本主义］；（9）游戏成为日常生活的主导性色调［后现代社会］。
在追求任何快乐都离不开花钱的今天，这句话变成了：我消费，故我存在。由此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文化的产业化和商品化，也即大众文化的生产；另一方面，是纯商品的符号化，也即“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机器曾是工业社会的标志。摆设则是后工业社会的标志。(让·鲍德里亚)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现代住宅小区的风格太单调，会觉得一座古典建筑是石头写就的诗，相反，百货商场大面积的玻璃幕墙显得浅薄无聊。但是，这种罪责或许不该由设计师来承担。种种史实向我们显示，即便没有现代主义，现代社会也仍然会选择一种更为经济和耐用的材料来造房子。事实上，设计艺术并不能左右物质生产和时尚潮流的方向，现代主义设计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把现有的新材料、新技术发挥到极致并把它们带入到一种更富艺术性、更富独创性的筹划中去。
后现代主义对折衷主义的一致偏好，来自他们对现代主义的一致拒绝。文丘里用“少即是无聊”来挑战现代主义“少即是多”的信条，詹克斯认为美国圣路易市“普鲁蒂·艾戈”住宅区的炸毁［ 1972 年 7 月 15 日下午 2 时 45 分］，等于是公开宣告了现代主义的死亡。
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武器主要是解构和挪用：（1）挪用［ appropriation］：“把大众的“文本”［text］错误地放置到一个不宜的“环境”［ context］里去，这样一种“情景错置”［ recontextualization］似乎是后现代的一个基本手法”〔 39〕。（2）解构［ deconstruction］：“后现代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一种脱敏剂，它把不共戴天的矛盾表达为左右为难的悖论，总的技艺可以说是‘解构’，具体手法可以有各种花样，比如多义化、歧义化、变态化、情景化、误读、诡辩、错乱、反讽、搞笑等等”。
四、消费
此外，商品的热销貌似迎合了消费者的趣味，实则是在制造和引导消费者的趣味。消费者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是商家告诉消费者需要什么。
无庸讳言，进入市场的设计师在面对委托方时难免会产生一种力不从心的沮丧感。在这里，设计师的理想往往会被庸俗的趣味压倒和窒息。比遭受个人打击更严重的问题是，产品的设计方案几乎从来无缘向公众开放，公众充其量只能成为市场调查人员的统计对象。资本，利润，人际关系，决策者的个人趣味，这些无形的力量极容易改变和扭曲产品与使用者之间的天然的、直接的联系。
对于中国的小资来说，目前能够给家居装修提升品味的，主要还是从北欧等地引进的带有典型现代风格的设计产品。其实，是什么“主义”终究是无关紧要的，一件产品只要能和“主流”构成差异，便足够 special，足够 cool 了。
T 型福特汽车在 1923 年出产 167 万辆， 1927 年骤减到 27 万辆，这种标准化的汽车很快就达到了饱和状态，必须寻找新的设计方式来吸引购买者。福特的对手通用汽车公司，则以风格设计作为销售手段，风格设计师的重要性超过了产品工程师，汽车的外观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一年一度的外观变化成为了一种惯例。风格制作首先是被用来识别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的重要因素，然后给消费者造成他们已拥有的产品不是流行的风格，因而已经是过时了的感觉。这种做法扩大了产品的销量。与此同时，这种制造风格加快潮流演进的方式，使得人们放弃大量功能仍然良好的产品，而去购买更新的、更符合潮流实际上在功能方面并无太大突破的产品。这样的做法为商家赢得了巨额利润，却使能源的耗费急剧增加。并且，淘汰下来的产品通常很难再利用，或是再利用的成本太高而被舍弃，最后给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
乌合之众最易受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的左右，他们千人一面，人云亦云，很难对作品形成自由的、自主的判断。可以说，在设计师所提供的方案和终端消费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制度性的隔阂。设计师常常无奈地发现，自己始终只是在和抽象的制度打交道，而不是在和具体的使用者打交道。